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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高中毕业后，我在家人安排下出了国，去美利坚密苏里州读华盛顿大学。我不是长子，父亲对我的人生道路少有约束，任我选了性价比很低的哲学专业。我还辅修了心理学学位。去国离家前，父亲主动与我进行简短谈话，中心思想是我既然不愿意为家族事业出力，那么理所当然家族财产的继承权就落不到我身上。我还有个兄长，他年长我六岁，读了常春藤商学院的硕士，刚毕业回国，急需用权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和自我意志。

    我和这位哥哥关系不远不淡，他唯一给出的承诺是，我可以有限度地花家里的钱。

    这个限度，由他来定。

    面对这些条款，我说好。我说，要不了几年你们就彻底不用管我。

    我读书早，去美国读大一那年十七岁。人生还处于草长莺飞，万物萌芽的早期阶段，但满脑子都是那些死得很早、精神状况也很惨烈的哲学家说的自由意志。一言以蔽之，我要证明自己。有关自由意志的话题，我和哥哥聊过，他抽着烟说，你想太多。至于父亲，他很郑重地告诉我，在这个家庭里只有他才拥有自由意志。他是家庭中心，他是绝对权威，他是我们都必须服从的所谓“真理”。母亲像是被迫隐身，她的身体和嗓子都很健康，但却无法发出任何和父亲相左的声音。

    受过现代教育的人，一般称呼自己的父母为爸、妈。但我很难想象，我拥有的是爸和妈，血缘关系绑定着的，是一位独断乾纲、众星拱月的父亲，和一位似乎永远没有自己声音气息的母亲。至于兄长，我偶尔会叫一声哥